新浪傳媒訊:2013年11月15日下午,新浪傳媒論壇第九期《媒體如何保證商業報道的公正——陳永洲事件的啟示》在北京新浪總部舉行,論壇就“媒體如何保證商業報道的公正”“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存在的問題”“媒體如何自律”三大主題展開了討論,以下“主題二: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存在的問題”部分的文字實錄:
  主持人:楊老師和馬老師已經順利把話題引入到第二部分內容,媒體在監督報道中間存在著一些問題,關於監督報道,各位有沒有經歷的故事和經驗和我們分享一下。
  趙勇力:前段時間,報社裡面貼了一個通知,應該說是一個表彰,表揚關於一篇環保監督報道的一個記者,這個記者報道河北某地一個公司污染的問題。報道之後,當地政府找到這個記者吃飯。並給了2萬塊錢。同樣,後來這個記者把2萬塊錢給到領導。就像剛剛馬老師提到的問題,同樣,在我們報社,記者採來的稿件,如果要登出來,必須要經過編輯部的把控,會質疑很多問題。把控時要問你這樣那樣的問題。整個編委有一個要求,如果遇到我剛纔提到的“被公關”這個問題,如果你搞不定就交給報社,交給領導,領導幫你處理,同樣這個錢就退給了這個公司。
  其實每一次報道,只要是涉及監督,時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。我們怎麼樣去避免?首先從制度上,我們報社內部有一個相應的規章,這些問題在出現之前就可以全部避免掉。比如我們採訪當地出現的問題,各個方面我們都要進行採訪,我們要聽取各個方面的聲音,不能在報道當中,只有當地政府或者其它方面的聲音,或者是村民的聲音。當然,任何一家媒體都會在一些細節上存在問題,譬如。採訪不夠深入,用詞不夠準確,邏輯需更嚴謹一些。但大的方面,我們沒有出過問題。
  楊中旭:2008年冬天,我開車到北三環的馬甸橋,突然接到一個公司老闆的電話,說有一家行業報,在新疆有一個記者站,頻繁報道這家企業新疆分公司的一些事情。老闆問,這意欲何為?我說很簡單,目的在於廣告,老闆恍然大悟。大概兩年以後,這個企業上市了,有一家知名的財經媒體又連續報道這家公司的事情,老闆又給我打電話,說又是怎麼回事?我說是不是沒有給這家媒體公關費用,對方說沒有。
 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?2008年的那家媒體,是計劃體制下的媒體,我們都知道計劃體制下的媒體怎麼生存。再一個完全市場競爭的國度里,這樣的媒體一定早就死掉了,但是在我們這兒活得好好的,因為有計劃經濟的壟斷。
  第二,2010年那家媒體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媒體,是不是意味著這裡邊有一系列的利益鏈。
  徐迅:關於公正性的問題,我聽了以上的發言,有點心得,當然和監督也有關係。比如有些記者對記者這個職業定位的認識,可能沒有更多職業的追求,這是個人的問題。我做過20年一線的採編,當記者出身,當一個好的職業記者是我自己的一個追求。我覺得這個職業,如果每一個人在走上這個崗位的時候,他自己的內心是出於對這個職業本身的魅力的追求,比如說這個職業可以追尋真相的魅力,把一個真相逐步逐步地揭開;再比如說這個職業鐵肩擔道義的魅力,用批評報道來匡扶正義;還有這個職業作為觀察者的魅力,不直接加入人間的肉搏戰,而是很超脫地觀察客觀現象,並且可以把它準確的報道出來,等等,都是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的魅力。如果不是奔著這樣的一種職業追求加入到這個隊伍當中,而是考慮其它的,比如說金錢,那你去做生意好了;比如像我學法律出身,我去當律師好了。普通的記者有可能會成為名記者,有可能影響非常大,但是他沒有權力。諸如此類。也就是說,記者不是一個可以大富大貴的職業,所有的業者入行第一天就應當明白。如果對自身職業的定位,在起點上就有點不那麼純粹,要想成為一個優秀的職業記者是困難的。因為確實是有這種現象,有些人不知道怎麼歪打正著地進入這個隊伍里,幹了幾天,然後說沒想到這個飯碗還行,這個月一算收入,得了幾個紅包,還行,這活還能幹,這種職業定位就很危險。
  當然,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公正都寄托於個人道德定位和追求上,制度其實有很大的原因。所以,一個媒體內部,比如剛纔馬國英談到,如果在內部是“兩不分”的,也就是新聞傳播與廣告傳播不分、記者隊伍與廣告隊伍不分,為什麼這個記者站老跟一個企業過不去,目標是要錢,為了拉廣告,那他到底是做內容的記者,還是廣告部的工作人員?兩不分的情況下,很容易發生利益交換,就是拿稿子來換錢,或者拿錢滅稿子,或者拿錢推稿子,自然而然就發生了。這就是媒體內部管理上的問題。
  好在這種“兩不分”的問題,大多數的媒體比較快地解決了,要不然還不知道得掉進去多少人。因為你如果在“兩不分”這樣的節構里處於中間環節,我是做過編輯部主任的,你要不去搞錢,上邊不容你,下邊也不容你。你要想當一個好的職業記者,一個好節目的編輯部主任,你活不下去。為什麼?因為你沒完成任務,任務是什麼?除了辦節目,還要掙錢,拉廣告,拉贊助,那太糟糕了,如果你靠自己的道德信念來支撐的話,堅持不了多久。當然,更大的制度是一個合理的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,還有合理的退出機制,活不下去就別活了,死了算了。要是總想不如賴活著,賴活著就一定得幹壞事,不能成為有公信力、有專業標準、受人尊敬的媒體。所以,該淘汰的就得淘汰,勉強活著就一定會有歪門邪道。
  農濤:我們國家的媒體格局是歷史形成的,大家都知道,我們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。在計劃經濟的那個年代,產生了很多條條塊塊的媒體。30多年的改革開放,我們走了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,應該講在很多領域已經逐步走上或者正在走上市場的道路,我們媒體可能在經營上面有走市場的概念,但報刊的出生、管理以及退出體制,還是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,當然這必然導致有很大的矛盾。
  事實上我們作為行業的監管部門,絕不會因為一張報紙有什麼樣的負擔而讓它繼續違法地活著。只要我們抓到證據,絕對是嚴肅處理。應該講最近幾年以來,我們每年撤銷的報紙幾十家,去年是40多家,今年也是40多家。當然大部分是因為辦不下去,我們強行讓它退出來。當然還有少數因為違法,比如今年上半年,《購物導報》的記者在江蘇連雲港違規設記者站從事違法活動,報社也獲得違法利益,最後被吊銷。這兩天我們正在處理《中國特產報》,因為報社和記者的違法違規問題,也將被吊銷出版許可證。這些報紙都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當中,自己失去了行業基礎。
  從長遠來講,報刊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還有待於整體改革推動報刊的結構調整,僅僅靠幾家、幾十家逐步退出,也很難改變報刊現在的格局,很快要通過下一步報刊的改革,和報刊的結構調整結合起來,逐步淘汰弱勢的、沒有市場競爭能力、資不抵債的報刊,把報刊的資源集中在有能力辦好報刊的單位去。
  當前,媒體在監督中存在的問題非常多。一個是媒體存在監督不夠的問題,有數量不夠的問題,也有角度不當的問題,也有範圍不廣的問題。現在有的媒體集中在某一個企業去反覆監督,這種做法有問題。
  第二,監督不准確的問題,內容非常不准確。從公開的資料來看,很多監督,大家認為是那個樣子,但實際上細細去研究,可能真實的情況還是那個樣子。
  第三,濫用監督權利的問題。濫用監督權利的問題,包括有償不聞、新聞敲詐、有償監督,在陳永洲案件中,陳在電視視頻上講,中間人給錢,中間人是誰?這裡頭必然有一個人做請托。當前,媒體濫用監督權利的現象比較嚴重,特別是上市公司在過會之前的那個階段,一些財經媒體,就像蒼蠅一樣盯住這些公司,這些公司為瞭解決問題,很多時候就用利益來交換。
  在陳永洲案件當中,他在向證監會舉報的後,證監會進行了核查,並且反饋給他本人。當前,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不夠,沒有適應信息公開的要求。現實中,需要媒體、企業、政府包括社會各界大家共同努力來推進社會進步,這個目標大家應該是一致的,而且是有共鳴的。
  主持人:那麼也請農處多來參加幾次傳媒論壇,傳媒論壇里有很多傳媒界的業內人士,可以達成一個更好的溝通。
  張繼偉:關於商業報道公正性的問題,剛纔幾位老師都講得非常好。
  就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存在的問題,講一點自己的感想。中國現在轉軌時期,對於媒體來說可能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候,你報道的題材特別多,寫不完。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講,媒體也並沒有身處於這個社會之外,同樣也受轉軌的影響。所以,現在很多媒體出現這些問題,也是整個社會環境的折射,和其它各個行業的問題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。
  大家剛纔也提到了,像有償新聞、有償布文、有償監督,我在這個行業看到很多這樣的現象。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現象?某種程度上是媒體在這樣一個失序的環境里,產生大量的套利空間。這個套利空間是怎麼產生的?首先是這個行業都有大量的問題存在,以至於你去報道它,哪怕你做了一些有違職業道德甚至有違法律的事情,對方不敢跟你當面對質,不敢把這個事情公開化,這樣一個黑吃黑的情況,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犯罪成本比較低的。第一是你的報道對象存在著太多的瑕疵,給了你很多空間。
  第二,司法本身也是有很多問題的,司法的缺失導致很多時候,很多事情的處理,最後不是完全按照事情的本來面貌誰是誰非,最後獎善懲惡這樣一個機制產生,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最後不了了之,調查到一半就到此為止,有時甚至是反過來,你的報道進行不下去了,這樣的司法環境某種程度上也為監督報道提供了尋租空間。
  第三,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信任問題,即使一個媒體的報道出現比較大的問題,因為它扮演的是一個監督的角色,大家不是來看這個事實本身是什麼樣的,更多是說你的追蹤對象有什麼問題,大家比誰更差。如果對方惡更大,可以把火力點轉移一點。確實對媒體的生存環境、文化產生了不是很好的影響。我特別同意楊總講的,這個社會的問題實在太多了,只去就糾正一方面肯定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,甚至不能解決最主要的問題。財新網主編王爍發了一個博客,講這個問題,談得非常好,說大環境確實不是我們能改變的,但是小環境,媒體我們自身是能夠控制的。這種情況下,媒體強調自律,強調對自身比較嚴格的要求,可能是我們去打破信任缺失一個比較好的起步點。
  主持人:信任的缺失不是媒體的問題,也不是政府的問題,是整個社會都信任缺失。曹保印是微博大V,也是著名新聞評論員,相信保印老師對商業報道和監督報道都有很大的體會。
  曹保印:剛纔主持人說的誰都不信,我個人倒覺得,誰都不信就對了。在這個時代,作為媒體人來說,就應該誰都不信。因為陳永洲這個事件,我們到現在為止,也不知道陳永洲發表的那些報道中具體哪一些出了問題,有沒有獨立的機構來證明他的報道中有些確實出現了問題。假如這些都不能證明,恐怕對於公眾的理解來說,陳永洲不僅僅不會成為媒體的一個不合格的記者,反而會成為公眾心目中的一個英雄,直到現在,無論是新浪微博還是別的微博上,依然有很多人將陳永洲的照片和其他一些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做對比,拿各種高官的審判做對比,最後只有陳永洲一個剃了光頭。雖然光頭本身是一個小細節,但是給公眾傳遞的東西非常耐人尋味,尤其是在陳永洲事件出現以後,包括在被捕之前,大家都看到中央電視臺在沒有審判之前就已經開始播出相關的鏡頭,這一點挺令媒體人不寒而慄的。
  我看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們也在這裡,法律就講究無罪推定,在法庭沒有做出裁決之前,所有人都是無罪的。但是,當陳永洲通過中央電視臺,通過那麼多媒體,以光頭的形象出現,表示自己認罪伏法,包括陳永洲之前的那些人,其實也一樣,這樣公眾就會想,他們就一定有罪。所以,媒體無論是報道什麼,商業報道也好,監督報道也好,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中國現有的法律。如果連現有的法律都不能夠尊重,公眾不會相信你說的東西是有公信力的。
  在陳永洲的這個事情上,為什麼大家會誰都不信?尤其是不再信央視?我曾經發一條微博,央視現在成了最高人民法院,它的鏡頭一播,全國人民都知道他有罪。就算他最終無罪,他也有罪。央視這樣做,可能是上方的指令,才會這樣做。否則,我不相信央視的製片人、編輯,水平達到這麼之低。因為無罪推定是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中國法制巨大的進步,原來都是有罪推定,把你抓來,你就是有罪的,司法機構尋找你各種有罪的證據。後來,隨著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,我們就意識到這樣做和整個國際的法治精神不接軌,於是我們終於改了一個字,做無罪推定,疑罪從無。疑罪從無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保證公民的權利,因為公民在公權力面前永遠是弱者。
  所以,媒體要做的,並不是為強者擴音,讓他的聲音更強,而一定是讓弱者的聲音也強起來。這個時候,公眾就會覺得媒體是在主持正義。就算記者本人有什麼問題,也不會對整個媒體的信任產生動搖。而現在,由於一個陳永洲,結果很多人對整個媒體產生動搖。陳永洲事件發生之後,對《新快報》造成的影響非常大。在10月11號,我們的社長在新浪做訪談,有網友上來就罵,說,你們的記者如此之黑,現在到底是判了沒有,怎麼回事。然後,我們說,你知道的恐怕只有一個《新京報》吧,那不是我們,是哪家請你去調查。我們回答了他以後,結果這個網友又緊接著說,那你們跟農夫山泉的事還沒了呢。我們又回答,農夫山泉起訴的也不是我們,也希望你去認真瞭解一下。最後,這個網友給了一個祝福,說,希望你們能夠繼續有勇氣發出新年社論賀詞。好家伙,天下似乎只有一份《新京報》了。這樣,你會發現,這看似是一個玩笑,但是,網友是在認真的提問,他是在認真地說。這隻是一個提問的網友,至少他知道這幾個事,也許有些人還不知道這個事,於是,他們想把這些往你頭上按的時候,就不管不顧地往你頭上按,無論怎麼解釋都不聽。
  我最近出了一本書《總有一條路:新京報十年傳奇》,在給一個學新聞的學生簽名時,我這樣寫:無真話,不新聞。如果你不能保證你說的是不假的話,就不要把新聞發出來。說實在的,記者是吃青春飯的,相當於飯店的服務員,雖然國外的記者可以乾到60、70歲,恐怕中國的記者很難乾到60、70歲。在這樣一個吃青春飯的情況下,在中國這個社會中,恐怕比記者掙錢多的崗位多的是,記者能夠在今天堅守住,靠的絕不是多少錢,而一定是他的尊嚴,一定是他覺得自己的報道能夠讓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有一定的聲音。所以,媒體最終的呈現是靠具體的記者,但是記者能做到什麼樣,又和對媒體的監管,對記者本身的尊重,對記者的生活也好,其它福利保障也好,很大的呵護,有很大的關係。當記者看到其他的大學同學有房、有車,也娶上媳婦兒,嫁上老公,而記者每天早上天不亮去採訪,晚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,找不著老婆,找不著老公;好不容易找到了,還租不起房子,買不起房子,那個時候真的可能會受賄。我們真正保證商業報道的公正,保證媒體監督報道中讓自己站得直,這些也是很重要的。
  我倒是覺得,除了媒體人在這兒討論,政府應該給予媒體在法律上的更多寬容,更多豁免權,並不僅僅只是高官才會享有豁免權。另外一點,對於媒體本身,不需要政府扶持,無論是政治扶持還是經濟扶持,而更多的是需要不扶持,但是要那麼一點點約束。如果約束大了,不要說媒體沒法談創新,自媒體也沒法談創新。今天參加的也有總局的領導,我的自媒體就是被總局關了幾次,最後終於被關掉了。我的自媒體CAOTV《保印說新聞》並沒有說什麼,只是通過一臺攝像機,評論每天的新聞,只是如此而已。但是,他們卻說,你的觀點有問題,或者是說,某個網站你沒有播放CAOTV的資格,所以你不能播出,等等等。你關就關吧,關了我也無所謂,我反而輕鬆了,可是很多網民就開始憤怒了,網民問,為啥要關,憑什麼要關,等等等等。
  我是覺得,在這個時代,多一點聲音一點兒都不可怕。如果真的在自媒體節目或文章中說錯了什麼,管理者可以給一些更多善意的建議,而不要採取簡單粗暴的方式強行關閉,否則,媒體沒有一個出口,自媒體沒有一個出口,公眾沒有一個出口,但是,在這個世界上恐怕總得有一個出口,不是在這兒出來就是在那兒出來,怎麼樣讓它以溫和的、有建設性的、符合法制的,對我們的社會秩序有利的,又能夠讓整個社會有一種向上力量的,這樣的出口出來是最好的。
  這是我自己的一點兒感想。
  主持人:農處提到我們現在正在轉軌中,步子慢一些,也需要給他們一點時間,而且總局要不開個新浪微博,這樣溝通起來更方便。
  農濤:微博在我國當代社會發揮了很好的作用,但很多時候,由於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問題,很多人通過微博看東西時沒有認真看,沒有仔細看到底講什麼,往往是看一眼就發評論,導致一些不准確的信息通過微博不斷放大。我挺願意發微博,微博是一個新的傳播平臺、新的傳播陣地,應該通過微博傳播社會正能量,而不應該成為傳謠的陣地。當下的中國,社會各階層需要更多的交流,增進相互的理解。現在社會上存在著比較嚴重的“仇官”現象,我覺得加強公務人員與廣大網民的溝通和聯繫十分必要。其實,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群體是非常優秀的,他們為國家付出了很多,但在很多方面被社會所誤解。我覺得通過微博加強溝通十分必要,但是公務人員通過微博說話往往被放大、被誤讀,導致更多的誤解,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正在努力學好、用好微博,爭取在新浪早日開通微博。
  今天我們討論的媒體怎麼監督的問題,儘管在一個事件中存在很多不公正的現象,我們每一個個體或者群體也很難完全改變社會不公的問題,但很多事情都需要從我們自己做起,從我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儘量做到公正,才能保證這個領域,這個行業,這個社會逐步的公正起來,我們每個人在這個社會,在這個行業,在這個崗位工作,每個人從自己的角度盡可能的做到客觀、公正、真實,每個領域都會逐步的好轉起來。
  主持人:我理解農處的意思,媒體人都是一家人,只要媒體人沒有犯錯,總局會力挺我們。
  農濤:陳永洲事件我們也是很早的表態,我們對新聞媒體的合法權益是堅決保障的,對新聞記者的正當採訪權利的堅決保護的,對各種濫用新聞採訪報道權利的做法也是堅決反對的。我們的工作是一方面加強媒體的權益保護,另一方面是盡可能保證一個媒體、一個行業的規範發展。
  曹保印:沒有。但,比如像汶川地震以後,我們會組織對記者的心理輔導。
 
(編輯:SN00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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